一位学者深入研究：中国乡村面临的亟待解决挑战，远不止于农民收入偏低

谈起农村，许多人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词往往是“贫穷”，他们认为只要经济条件改善，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。

然而，有位常年活跃在田间地头的学者却持有不同观点。他走访了数十年的村庄，认识到农村面临的挑战远比简单的收入低要复杂得多，这些隐藏的问题比金钱的匮乏更具棘手性。

这位学者名叫贺雪峰，目前担任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，也是该校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负责人。他的研究专注于乡村治理，因此学界称他为“华中乡土派”，但他更喜欢自称为“跑村的人”。

自1996年以来，贺雪峰已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农村跑遍，同时于2002年在湖北的六个村落开展了长期驻村研究，实际在村里生活超过千天。他在带学生调研方面也十分严格。

攻读他的博士学位，学生们需要花费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村里进行实地调研，调研报告动辄达到百余页，再逐步形成论文。这种用脚步来探索学问的执着，让他与一般的学术研究者相比显得更为接地气。

在2025年6月，贺雪峰发表了新作《认识中国：乡村的前途与中国现代化》，由三联书店出版。他从六个不同的视角探讨乡村社会变迁、农民与现代化的关系、乡村治理、生计与城市化等议题。

他的核心观点明显：将农村问题简化为“收入过低”是狭隘的。他首先关注到的是村庄中复杂的人情义务。

尽管不少农户的生活紧张，但一办红白事，规格却与城市相当，十道菜、八个碗只是最基本的要求，街头上的席面摆得不逊于城市。

在贵州一些地方，村民在家修缮、换门时，必须邀请乡邻共饮几杯酒。而繁琐的礼金支出更是让人吃不消，一户人家的开支甚至可能高达十几万。

原本想图个热闹，结果却落得一身债务——不办事的人反而会被默认“失礼”，办了事又要遵循“回礼”规则。在这种风潮下，支出的趋势甚至快于农作物的收成。

接下来的问题是，村庄的人口日益稀少。随着城镇化的推进，偏远地区仅由留守妇女、老人和儿童撑场，年轻人的外流以及生育率的下降，使得农村“空心化”现象日益明显。

年轻人的离去导致村里的商店、诊所、理发店纷纷关门，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。

基层的农民干部认为，年轻一代几乎无法回到家乡生活，他们的下一代又必须送往县城读书；老年人要么跟随子女迁往城市，要么在村里慢慢养老。而这样的趋势意味着许多村庄可能只会逐渐消亡，政策方向也在随之调整。

2026年的中央“一号文件”再次向农村投来目光，强调要“适应人口变化趋势，加强村镇布局优化，提高村庄规划的质量和实效”。这一段话的深意何在？

文件明确了“人口减少”这一现实，不再回避它，反而将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，意味着国家承认并不是每个村都需要保留，资金也要投入在依旧有生活气息的地方。

这是一个显著的转变。贺雪峰提到的第三个问题是，村民的生活变得越发无所事事。他的这一观点虽然听起来有些冒犯，但在许多村庄却是无可否认的现实。

年轻人与中年人聚在一起时，麻将常常成为聚会的中心，甚至可以从中午打到深夜。虽然这种玩乐本无大碍，但一旦上瘾，就难以自拔。

许多年轻人在村里过着摸鱼的日子，而贺雪峰还指出了第四个问题——价值观的偏离。从前农民深信，勤劳才能致富。

如今，眼见他人通过外出打工、直播等轻松致富，许多人开始动摇，试图寻找捷径，甚至产生借网贷、刷信用卡的冲动。

结果，无力偿还的例子时有发生，许多人因违反征信而受到连带影响，连子女考公务员都受阻。还有第五个问题，就是文化的脱节。

农村文化的缺失变得尤为明显，年轻人在外学习和工作，对故乡的传统习俗愈发陌生，老一辈代代相传的艺术与手艺正在面临断层。

教育和医疗资源的缺乏也愈加显著。人口稀少使得商业、学校、医疗等公共服务因“摊薄不划算”而难以实施。

撤校并校的现象频繁出现，孩子上学的路越来越远，留守儿童的求学之路愈加艰难。当然，贺雪峰的看法也并非所有人都认同。

对于那些真正依赖土地维持生计的人来说，生病、孩子的教育和温饱显然是第一要务，让他们改变消费观念和生活习惯并非易事。

在村里，连一个合适的阅览室都没有，如何期待孩子们会喜爱读书？农田的工作愈发艰辛。

随着种子、化肥、农药等价格的不断上涨，使用农机需要支出成本，机器故障更需再次维修。即便如此，粮价却少有波动，一整年下来的成本开支使得每亩地的净收益少之又少。

政府的补贴虽有，但仅能成为杯水车薪。然而，逆境中也并非没有转机。

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，到2023年，返乡创业的人员已超过1000万，其中80后、90后占比超过60%。这群年轻人不再是简单的“逃离城市”，而是希望将外面的经验带回乡村。

直播带货、民宿经营和特色种植等新兴产业，确实让一些村落焕发生机。国家在硬件投入上也在加大力度。

2020至2024年，中央财政投入超过1.5万亿元用于农村基础建设，涵盖了道路、水电、网络等多个方面。如今，交通变得便利，网络也已覆盖。

然而，光有硬件未必能使村庄复苏——还缺少生活的气息。返回回顾贺雪峰的观点，他所要揭示的是“投入资金就能解决一切”的迷思。

他与桂华合作，今年三月发表在《中国社会科学》上的一篇文章中提到，目前在推行的资源下乡模式中，尽管农民可以享受政府的公共服务，但主动性却并不高，这导致了“政治有效、治理效能却跟不上的悖论”。

资金流入村庄，但效果却未必跟得上步伐。修好的广场无人跳舞，建设的书屋无人使用，村里的卫生所也难以留住医护人员。

这些看似琐碎的问题，实际上隐藏着同一条主线——村庄能否自我振兴。农民并不是急需别人施以援手的角色，而应当成为村里的主力军。

关于未来乡村的发展趋势，尚无明确答案。但是，可以预见的是，那种家家户户炊烟袅袅、鸡鸣犬吠的昔日画面，正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。

从财政持续投入的角度来看，国家也无法长期高标准地支持所有分散的村庄，随时间推移，农村的老年人口逐渐减少，城镇化率必然提升，未来可能达到甚至超越85%。贺雪峰在三十年的村庄探索中，亲眼见证了变迁中的种种。

他所指出的种种非金钱问题，恰恰是农村要实现转型必须跨越的门槛。农民的收入需要增加，乡村的人心需持稳，文化需得到延续，关系需理顺。虽然这条路并不平坦，但无论如何都无法逃避。